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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单车热潮退去,“中国自行车第一镇”不相信眼泪

在中国自行车产业版图上,王庆坨镇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。

 

王庆坨不相信眼泪

草根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之痛

在中国自行车产业版图上,王庆坨镇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。

这个距离市中心40公里的小镇,隶属于天津市武清区,常住人口不足4万。去年,王庆坨镇生产自行车1000余万辆,约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1/7,号称“中国自行车第一镇”。

过去3年间,在共享单车的喧哗与骚动中,王庆坨被推上惊险刺激的“过山车”。从“订单做不过来,不得不投资扩大产能”,到“库存消化不了,货款打官司都要不回来”,这些颇有生意头脑的王庆坨人,转眼成了共享单车盲目扩张的“接盘侠”。

然而,王庆坨自行车的产业生态,并非共享单车的浪涌所能击溃。大批兴起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,早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支柱产业,服务于庞大的中低端消费市场。

尽管如此,这个自行车产业小镇所遭遇的困境,却折射出草根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之痛。

不仅有共享单车,还有环保政策

共享单车并非王庆坨的标准打开方式,却给当地人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。

“王庆坨没生产过共享单车!”尽管副镇长张明华在场,张桂生仍一脸警惕。

这位王庆坨镇自行车行业管理中心主任,去年接待过十多拨记者,都是“冲共享单车来的”。这使他产生了媒体“只要一提共享单车,就拿王庆坨说事儿”的错觉,干脆甩出“一辆都没生产过”的“硬话”,试图岔开记者的话题。

王庆坨不仅生产共享单车,而且数量惊人。

在京沪高速以西,京环线从王庆坨镇穿过。镇中心沿路自行车门店众多,几乎都打着厂家直销的广告,生意看起来有点冷清。

记者走进“聚丰”自行车配件店,与店员小曹攀谈起来。此前她在自行车厂打工,去年离职时,20多人的小厂,人走了一半还多。

“村里过去20多家组装厂和零部件厂,现在少了一半。”在镇北尤张堡村村委会村干部杨秀清回忆说。

老杨早年开过自行车厂,注册了“舞芳”商标,每月能生产2000辆自行车。由于没有生产许可证,经常被当成假冒伪劣产品。后来,他干脆把厂房租给一家自行车组装厂。

“这几年,小黄车坑了王庆坨不少钱!”据杨秀清透露,过去干自行车组装的技工,每月工资六七千元,现在只有三四千元,连他自家厂房的租金价格,“这两年都降了十来万元。”

2016年和2017年,王庆坨真是嗨了!”一些自嘲被单车公司“涮够呛”的厂家,只看到“馅饼一样从天而降”的订单,却没弄明白里面的“弯弯绕儿”。有业内人士分析,要消化当地过剩产能,至少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。

武清区工信局副调研员刘亚宏统计,2016年,王庆坨有自行车及相关配件企业740家。如今热潮退去,按张桂生的说法,镇里现有整车企业130多家,配套企业260家。

当年盲目投资扩产、资金链断裂的企业,很多去年就已经倒闭了。瑞阳自行车老板徐恩忠坦言,“我们北京的一个经销商,过去每年能卖十几万辆,去年只卖出2000多辆。”他不由自主地感慨,共享单车改变了中国人的骑行习惯。

3000多万辆共享单车投放市场,可都是免费白骑啊!”长期为凤凰牌自行车代工的曹禹,感慨整个行业进入低谷期,期望借力老品牌影响力活下来。

2017年,王庆坨镇治理“散、乱、污”,关闭了72家自行车企业。尤其电镀烤漆生产环节,全部都关掉了。过去在本地烤漆,一辆车只需5元,现在送到河北要8元,还得先付款排队等着。

“铁车架离不开酸洗和电镀。铝合金、碳纤维车架可以不用,但现在这类车架只占有三分之一。”对此,副镇长张明华不无忧虑。天津市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刘学权更为担心,镇上大多数企业都在工业园区外,前店后厂,现在想做环评都没有资格。

然而,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竞争优势,恰恰在于规模生产的成本控制。一旦失去这个低成本优势,存活下来的企业也会更加焦虑。他们笃信“熬”过去就是春天,可能否活过冬天仍有不小的变数。

“我们争取再建一个产业园,统一治理污染排放。规划早就报区里了,还在等结果。”相对于产能过剩和债务纠纷等难题,张桂生更希望能缓解环保治理的压力。

不光成本价格,还分劣币良币

“消费者首先比较的还是价格。”曹建芹指着一楼展厅五颜六色的童车说。

作为王庆坨镇最大的童车企业,三合顺总经理曹建芹感到市场压力更多来自周边同行。对自己产品质量的信心,并不能消除她的无奈和担忧,“消费者既不关心自行车钢管厚度,也不在意车漆是否环保,而是更在乎价格。”

多年来,“低质低价”是同业对王庆坨自行车的一贯评价。有人说,王庆坨是一面镜子,会告诉你底线在哪里,从成本控制上刺激行业发展;也有人说,没有最低只有更低,只有“劣币驱逐良币”,图便宜一定要去王庆坨,要品质必须远离王庆坨。

王庆坨人并不否认,能做到今天的规模,靠的就是价格。

“突然的开放,实际并不突然,现在机会来了,可谁知道该干什么……”1994年,摇滚歌手崔健以一曲《红旗下的蛋》为名,推出了自己最富激进性和叛逆性的专辑。

差不多也是这个时期,头脑活络的王庆坨人,选中了自行车行业——更为巧合的是,它也是一枚“‘红旗’下的蛋”。

与天津自行车厂主打品牌“飞鸽”不同,距王庆坨20多公里的天津自行车二厂,生产便宜耐用的26型“红旗”牌自行车。虽说名气不及“飞鸽”响亮,却素有诨名“不吃草的小毛驴”,以低于“飞鸽”近30元的价格走俏于农村市场。

当时,自行车出厂时并非整车,在百货商场组装后销售。随着国家统购统销体制松动,部分自行车配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市场。一些被列为二等品的零件,也开始从国营厂流出。

王庆坨人打起了自行车二厂的主意。有人从厂里倒来零件,有人从车间请来师傅,开始最简单、最原始的“攒车”,将生产组装的自行车,销售到华北、东北的农村市场。接下来,你家造车,我家做零件,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小企业和手工作坊为主的自行车产业集群。

“我们全国跑市场,你卖200元,我就卖180元,客户越来越多,很快滚动起来了。”已任期届满的王庆坨自行车商会会长张曰富,向记者还原当年的创业情景,“别人车架挣一块钱,根本生存不了,我们却能生存下去,慢慢就把对方打垮了。”

当年,王庆坨自行车曾流行过远期支票,没有本钱生意都能做;产业集群形成后,零件自采率高,一直在80%以上。上午接订单,下午就配货,可以做到零库存。

天津自行车厂厂长魏刚回忆说,一次他去王庆坨,刚进村就听见大喇叭喊:“各位村民们注意了,墨绿的架子500个,500个……”

最令张曰富骄傲的是,上世纪90年代,飞鸽等国营老厂难以为继,本地市场被南方自行车占领。“王庆坨起来后,四五年就收复了失地,曾占天津一半还多的市场份额。”

王庆坨自行车因低价而生,因低质而被行业诟病,并产生低端自行车市场的“柠檬市场”效应。据称,“最离谱时,当地自行车竟卖50元一辆,仅为行业平均价格的三分之一。”

平心而论,将板子都打在王庆坨人身上有失公允。多年来,国内低端自行车市场需求量居高不下,足以养活整个王庆坨镇。遭遇电镀烤漆业务关闭外迁的压力,刘亚宏曾帮忙联系过本地其它工业园区,探讨承接这块业务的合作,却被对方以王庆坨自行车低端给拒绝了。

高质量发展的需要,使草根经济分化加剧,有的优势变成劣势,王庆坨人有些措手不及。放眼中国制造业,这样的案例并非凤毛麟角,王庆坨自行车的现状颇具代表性。

岂止眼前生意,更要产业未来

与之相比,同在天津的富士达则走上另一条路。在2000年左右,富士达将业务从内销调整为海外代工为主,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,建立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,年产自行车千万辆以上,成为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制造商。

“为什么我们没有富士达这样的大企业?”有时,王庆坨人也会扪心自问。

“在于格局和眼界。王庆坨只有生意,没有产业。”张曰富的儿子张杰有自己的看法。

改革开放后,童服、炒货、纺织……王庆坨赚钱的生意,张曰富几乎都做过。这位精明的生意人,总能率先嗅到商机,过往的成功使他一直自信满满。

“上世纪90年代末,自行车已经微利了。我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,从南方买回一辆电动车,拆开仔细研究。”张曰富创办的踏浪公司,是王庆坨最大的电动车企业。

刘亚宏至今仍记得,2011年头一次到这家公司调研,踏浪产值为1.6亿元,是当地极少数在省级卫视做广告的企业。

“按这个规模和速度,十年后准能冲到10个亿!没想到被后来的爱玛、雅迪超过了。”刘亚宏现在想起来还很遗憾。

前几年,张曰富谋划企业转型,将电动车业务交由儿子张杰打理,自己专注于LED灯产业。记者见到张曰富时,他宣称最看好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,目前已投入4000万元。

“进入这两个行业的时机,现在已经成熟了。”张曰富指着座椅后面的空气净化器,不忘推广自己新研发的产品。

张杰对父亲转型思路不置可否,而对共享单车的争论,体现出父子俩对产业前景的不同看法。张杰认为,共享单车模式已被验证行不通;张曰富则认为传统自行车行业必然衰落,转而对共享单车仍有很大信心。

“不做自行车,王庆坨也不缺生意做。”张曰富的说法在王庆坨似乎很有市场,如同当年的童服、炒货一样,自行车不过也是一门生意。甚至有不少人认为,如果不是当初要求补缴税款,逼得大伙儿纷纷转行,现在王庆坨没准儿已是“中国童装第一镇”了。

显然,相比那些实实在在的产业转型升级困难,如何权衡发展方向和市场机会,仍是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发展战略上的最大问题。

曹建芹的忧虑,还在于很难招得到高端的人才,即使人来了,也留不住。张明华则坦言,规划中的产业园迟迟批不下来,主要是没有用地指标。

十年前,在距离王庆坨六七公里的地方,辟建过一个叫“中华自行车王国”的产业园。后来,随着天津市产业发展思路的变化,自行车不再属于高新技术产业。这个立志打造自行车品牌的产业示范园区,只得改头换面更名为“京津科技谷”。

据一名业内人士透露,当初规划“中华自行车王国”,首选地就是王庆坨。由于王庆坨发展较早,地价谈不拢,才落户到相邻的汊沽港镇。王庆坨拥有近400家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企业,而进入王庆坨工业园的只有60多家。

尽管困难重重,王庆坨依旧在寻找突围的方向。这两年,武清区政府一直在帮王庆坨自行车企业,同京东和海尔等巨头牵线搭桥。刘亚宏希望王庆坨自行车产业,借力上一个台阶。他认为,传统制造业用上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,就会升级为先进制造业。

曹建芹正想方设法将童车引入互联网+。三合顺开发了一款微智能车——儿童需要完成设定的骑行任务,才能给电子宠物喂食。今年,她还在河北广宗县自行车风情小镇,投资4.5亿元,建设高档儿童自行车生产项目。

主做外贸订单的利雅得公司,是王庆坨境况最好自行车企业之一。从母亲手中接班的李鹏,已经在波兰投资建厂,专门制造面向荷兰和德国市场的自行车,以减少海外传统市场的比重。

“生产经营理顺后,我还要到欧洲去,寻找高端自行车产品的增长空间。”李鹏说。

在全福鞍座会议室里,一面柜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动车鞍座,一面柜子都是琳琅满目的自行车鞍座。全福鞍座的原材料和各项技术指标,全部对标国内排名第一的Wiggle和世界排名第一的Selle。总经理赵士文已精耕简易电动车鞍座13年,占据国内细分市场60%的份额。现在,他决定重新回到市场更广阔的自行车鞍座的行业。

“我的定位是五年做到行业前三,产量达1000万只。”很多厂商都感到行业严冬,赵士文却相信,这恰是进入的最好时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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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1访客发表了评论

  • 邓东祥
    共享概念经济 也需要一个统筹 规划 远景打算

    不应该一窝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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