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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与司马光 变法者与守旧者的深刻思考

中国古代变法改革者,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,比如吴起,比如商鞅。这个很好理解,枪打出头鸟嘛,况且那些变法者,不光是出头那么简单,他们还想从既得利益者碗中抢...

 

中国古代变法改革者,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,比如吴起,比如商鞅。这个很好理解,枪打出头鸟嘛,况且那些变法者,不光是出头那么简单,他们还想从既得利益者碗中抢食——哪怕是一条狗都不会同意,何况是心眼比蜂窝煤上的窟窿还多的人!

  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,王安石给人最初的感觉是一个文人。这可能是因为他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文章写得超赞,诗歌更是雅丽精绝,意境高妙。但是,对于王安石另一个身份——政治家的身份,后世却是褒贬不一。赞赏他的人,视其为贤明宰相,“一代圣人”;而反对他的人,则称他是“元凶极恶”,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!

  事实究竟如何,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好在也不是毫无头绪,人都说性格决定成败,接下来我就先对王安石的性格进行立体化描绘,至于他在你眼中呈现的形象是妖魔鬼怪还是仙道神灵,就看你如何理解了。

  一、拗相公的倔脾气

  王安石有个外号在历史上很有名,叫“拗相公”,翻译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词,就是“倔驴”。据说有一次包拯请客,王安石当时是他的下属,也被邀请在列。在吃饭时,包拯作为东道主,就挨个向大家敬酒。大家出于尊敬,无论能喝还是不能喝,都会喝上几杯。唯独王安石,不管包拯如何劝,始终滴酒不沾,一点面子都不给,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,当场下不来台。幸亏这事发生在包拯身上,要是稍微不厚道的人,绝对会在以后工作中给王安石穿小鞋。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,难怪《宋史》会对王安石有如此评价:“安石性强忮,遇事无可否,自信所见,执意不回。”

  不过话又说回来,一个人脾气倔,是缺点,也是优点。因为只有这种我行我素的人,才能在满是荆棘的变革路上,一条道走到黑。我想神宗当初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,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

  然而让神宗想不到的是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王安石的性格特征,不止“脾气倔”一点,还有固执己见、难以容人等实打实的缺点。

  二、从好友变成死敌

  司马光与王安石曾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,但就是因为这场变法,使得两人渐行渐远,彻底葬送了友情,并最终成为政治上的死敌。

 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,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。本来司马光不用参加科考也能当公务员,因为他的父亲在地方上做知府,符合恩荫子女的条件。但司马光不愿意沾父亲的光,靠自己的真才实学,一举高中进士甲科,这时他才二十岁。加上司马光“砸缸救人”的故事很早就被人广为传扬,所以司马光不仅是一个政治新秀,而且还是一个受人追捧的名人。

  相比于司马光,年轻时的王安石就要黯淡了不少。

  有一种说法认为,王安石在走上工作岗位后,始终不愿意进京任职,一次又一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差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,不想过早地与朝中那些树大根深的大佬过招。因为,从现有的史料看,王安石属于那种“宁为鸡头,不为凤尾”的人,你让他放下身段,去配合能力不如他的领导工作,几乎不太可能。

  所以,无论说王安石是特立独行,还是说他是韬光养晦,甚至是沽名钓誉,其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王安石这种有意无意的举动,确确实实给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,以至于到最后,上到皇帝,下到文武百官,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。用司马光的话说:“介甫(王安石的字)一人享有天下大名30多年,才华横溢,学识渊博,淡泊名利,志向高远;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,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:介甫不当大任则罢,但凡身肩大任,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,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。”

  尽管司马光如此看重王安石,可真遇到具体的政治问题时,两人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当时王安石还未出任参知政事,宰相曾公亮等人上言,说河朔一带受灾,国库的钱不多了,请求皇帝在举行祭祀的时候,不要再穷大方,少给大臣发点红包。司马光也认为,救灾要紧,朝廷的大臣,应该节约开支,能省就省,从自身做起,起到表率作用。

  王安石则提出不同的看法,说:“国库里钱少,不是当务之急,当务之急是弄清钱少的原因,原因就是没有善于理财的人。”

  司马光反问:“你所谓善于理财者,不过是巧立名目,搜刮百姓的口袋罢了。百姓的口袋要是没钱,就有可能成为盗匪,这绝不是什么善法。”

  王安石不以为然并非常自信地说:“真正善理财者,民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

  司马光呵呵一笑,道:“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,都有一个定量,不是在百姓那里,就是在朝廷这里。你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,肯定是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,其坏处比增加捐税还大。这不过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把戏罢了。”

  神宗皇帝估计也听不懂两人争论的具体是啥,他唯一知道的是,朝廷穷得快揭不开锅了,王安石说他能搞到钱,所以我必须得支持他,而且是无条件支持!

  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颁布实施的。

  三、变法路上无朋友

  当然了,根据常识,我们可以知道,无论多好吃的饭菜,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。同理,一项新措施的推行,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,它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。从前面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,它更多是站在朝廷和百姓的立场上制定的,因此也就难免侵犯到权贵集团的利益,且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反对。

王安石与司马光

王安石

  要是一般人,见有这么多不好惹的人和自己唱对台戏,估计早就吓趴下了。可王安石不是一般人,他的人生词典里根本没有“知难而退”这四个字,全是“迎难而上”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之类的字眼。别忘了,王安石的“倔驴”外号可不是白叫的,发起狠来,那绝对是六亲不认,十头驴都拉不回。

  比如司马光,在青苗法颁布后,因认为新法会产生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等弊端,希望王安石废除新法,恢复旧制,结果就把王安石惹恼了。于是当神宗准备让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时,王安石竟然说:“现在如果重用司马光,就等于给反对派树立一面红旗啊!”坚决反对神宗的做法,甚至还用撂挑子回家养病的方式威胁神宗。直到神宗权衡利弊,决定与王安石站在同一条战线上,他才回来工作。至此,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算是彻底决裂,成为政治上的死敌,老死不相往来。

  再比如欧阳修,仅仅因为对青苗法有所批评,且没有执行该项政策,就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,改任地方官。

  又比如苏辙,在变法之初曾是王安石颇为倚重的人。可当苏辙对青苗法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弊端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后,王安石居然视其为异类,一怒之下竟欲将他治罪。苏辙见王安石根本听不进建议,没法与他愉快地玩耍,干脆主动请求到地方工作。

  而苏辙的哥哥苏轼与他情况类似,同样被迫出京任职。

  四、变法者与守旧者的另一面

  好了,事情到了这里,我们已经能够发现,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,遭到的可不光是大地主、大官僚、大商人的反对,还遭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反对。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,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,其实是代表着腐朽的权贵阶级利益,应该对他们进行无情批判。

  事实真的如此吗?

  当然不是!

  因为只要我们认真翻检一下当时和后世的文献资料,就很容易判断,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等人,并不是什么思想僵化和保守的人,他们与那些大地主和大官僚,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往来。相反,我们从后来的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,司马光甚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,家里只有三顷田,而且老婆死了还没钱埋,把家里的地给典押了,才搞到一点钱办丧事。

  而司马光的“死对头”王安石呢?据有的历史学家考证,说他家里大概有三千亩田,这在当时应该也是大地主了。所以,我们不能想当然就给人扣帽子,毕竟,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,非好即坏、非黑即白的暴力评判方式很容易进入死胡同。尤其像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等人,都正值人生事业的高峰,他们冒着丧失政治前途的风险与皇帝对着干,怎么猜想也一定有更崇高的目的才对。否则,就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时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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