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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篇:王安石与司马光 变法者与守旧者的深刻思考

华夏斯文的巅峰 宋徽宗为什么失败?

宋朝总给人文弱印象;同时,它还是华夏斯文的巅峰,经济发达。靖康之难根源是什么?宋代失败的教训是什么?重读历史,应该学会理解真相的复杂性。

 

宋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。

前人感叹读宋史常流泪。明代王夫之曾经批判“陋宋”,国史大家钱穆更是表示汉唐宋明清中,宋是“最贫最弱”的一环,“从政治制度上看来,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”。与此同时,宋代在华夏历史中,却又同时是斯文的代表。我们知道,宋代文化经济方面,都曾经达到古代中国的高峰。历史大家陈寅恪就说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王国维也表示过类似的评价,“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,前之汉唐,后之元明,皆所不逮也。”

从盛世到靖康之变

这就是对宋代参差不齐的评价。在岳飞与秦桧的黑白对比之外,宋代面目如此暧昧不明。真相究竟是如何?靖康之变是一个很好的透视点。宋徽宗宋钦宗之外,数千名宋代宗室被迁徙北上。对于奉南宋为天命的汉族后人而言,这种耻感迄今没有消失。离开宋徽宗,无法聊宋代。

宋徽宗统治的大部分时期,几乎算得上宋代的盛世,却又如何沦为亡国之君?宋徽宗的形象,因为其对于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创伤,在多数历史以及小说家笔下,无非昏庸君主,花石纲、李师师等花边流言不断。这方面,文学塑造力量超过历史,前有古人《水浒传》,后有近代《金瓯缺》。然而,随着时代更迭,对他的评价也开始变化。尤其,从海外视野来看,宋徽宗形象未必那么晦暗。比如《宋徽宗》一书,就试图以宋徽宗的视角展开论述。

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(Patricia Buckley Ebrey),她近年来致力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。或许与此有关,她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温情。皇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,有权力,也有无奈。故事的开始,徽宗刚登上皇位时,首先面临彼时激烈的新旧党争。他尝试改善派系斗争,却无力改变根本格局,这些斗争让几代人都受到残酷影响。而到故事的结尾,即使在金朝的控制下的最后的岁月,徽宗也尽力保持了体面。她的笔,还原了徽宗艺术家特质,其个人修养令人佩服,更重要的是,他的失败也令人同情。

海外学者这类书,是面对海外读者的普及读物。因此,对国内读者而言,材料和信息量不会有太大惊喜,更多是是框架和一些意外的细节。伊沛霞对宋朝保有善意,阅读这本书,也没有惯常读宋代历史的压抑。她的著作带有人文主义色彩,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,更多提供了相对中立的视角去看宋徽宗乃至于金朝。其写作,对于惯于将历史作为道德说教甚至宣传做法的读者,显然是一次解毒。

军事是失败的主要原因

宋朝为何失败?军事自然是最直接原因。《宋徽宗》一书也提到,从军事而言,宋金没有对抗可能性。这反过来也证明,徽宗诸多作为,并不是导向他失败的根本原因。以此而论,后人将失败归因于徽宗蔡京甚至童贯等人,其实没有多大意义。

从军事出发,可以思考宋代失败的制度根源。金朝等民族的成功,不是因为他们更野蛮,恰恰是因为他们军事技术甚至社会制度更具优势,封建与科层官僚是二者区别。其中,从财政军事可以进一步窥探二者区别。伊佩霞对此着墨不多,笔者尝试展开一二。

伊沛霞的视角与研究背景,使得她的叙述在充满温情之余,也多少在整体穿透力方面显得有所局限,对徽宗的辩护也有所偏颇。比如她认为,西方宫廷糜费与资助艺术家广受好评,借此,她试图论证徽宗被人指责的大兴土木并无过当之处。姑且不论这一做法是否合适,这显然混淆了君主个人财产与国家财产的区别。

没人可以对金钱撒谎。一个国家,最重要的制度其实就是体现在财政之上。拙著《白银帝国》就强调东西方内府财政之别,不亚于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别。对于西方而言,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,人君自食其邑。所以无论赞助艺术还是征伐邻国,用的是君主自己的钱。这种封建制的差别,其实历史中可以窥探一些细节。中国皇帝往往幽居深宫,远征甚至被儒家大夫视为失德之举。而欧洲君主其实是利用打猎和巡游树立权威,强化与大大小小各路贵族的联系,巡游中英国君主时时会被任何走近他的人东拉西扯。相反,宋徽宗接见金朝使者都是礼节性的,不谈实际的事。而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者,表现却很主动性,很享受谈判过程。

真实的封建是什么

回到财政,我么可以反思财政背后的制度差别,尤其古代封建和君主专制的区别。

封建一词来自日本历史学者翻译,让很多读者误会中国封建从古至今。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,在秦汉之后已经瓦解。逐渐从“既封且建”(有爵位、有土地、有世袭),到“封而不建”(不分封、不世袭),土地和附属权力逐渐分离,财政权力也逐渐集中于中央政府来管理。所以,当我们谈论财政制度时候,需要厘清财政收入来源和用途。

中国财政比起西方,更早就分别国家(外)和君主(内)的财政,汉大司农管理国家财政,主要收入为田赋、徭役等,少府则管理皇室财政,主要收入为山泽税、贡纳等。不过这种区分,在汉之后就日益模糊,唐宋之际已经有了区别不明的情况。时间一久,时常出现内府侵蚀国库情形,即,皇帝的私人金库地不断侵蚀国家财政。朱熹就曾表示:“凡之好名色钱,容易取者、多者,皆归内藏库、封桩库。惟留得名色极不好,极难取者乃归户部。”我在《白银帝国》就分析过,宋代内藏虽然有补充国库的传统,但是其存在本来就是对于国库的一种隐性分配,甚至加大了宋代的中央财政集中程度。宋代内藏日益成为内廷主导。这种情况下,宋代国家财政最高的三司(度支、户部、盐铁),本应该掌握内库情况的,反而逐渐失去知情权。结果,导致皇帝对于财权的支配与渗透更为直接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徽宗的奢侈不是他的个人特点,但是劳民伤财的指责难以回避。

从更重要的方面而言,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,主要倒不是因为皇帝个人,而在于军事开支。宋军数量最高时达120万人,超过前朝多倍,导致宋代财政长期吃紧。

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政治正确

财政和军事互为表里。除了财政之外,军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最大密码。徽宗的失败,长期总是被形容为昏聩无能。但是如果徽宗真的安于做个这样的君主,也许他和宋代的命运反而不会这样。他的悲剧和宋代的转折,恰在于他的“远大志向”。他急于收回祖宗期待的“燕云十六州”,短视地推动“海上之盟”——也就是联合金朝共同灭辽。

燕云十六州相当于北京、天津河北山西部分地区。五代十国时期,被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将十六州割让给契丹。说起来,石敬瑭总被嘲笑儿皇帝或者汉奸,但他本身其实是沙坨族。古代常有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的说法,这对于宋代而言,意味着传统愿望,即只有夺回燕云十六州才是真正统一。这不是徽宗的个人理想,更是宋朝政治中的政治正确。宋太宗时就不断丰盈内部财政,以为未来收复失地之需,“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,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,朕甚悯之。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,即遣使与契丹约,苟能归我土地民庶,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。如曰不可,朕将散滞财,募勇士,俾图攻取耳。”

燕云十六州的争论,贯穿了北宋朝廷,与新旧党争也密不可分。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动机来自于此,司马光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主义与王者不治夷狄的说法,其实不过是为放弃这一梦想寻找体面台阶。事实上,无论燕云十六州还是辽国,对于宋朝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和平红利——恰恰是辽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,直接为金国提供了短兵相接的窗口;而金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,又直接到了蒙古人的南下。可惜,宋徽宗在盛世光环之下,非要夺取燕云十六州,最后的结果却是北宋灭亡,宋朝向南方大幅后撤。

宋代失败的真正原因

说到这里,大家大概理解,宋徽宗的个人对于宋代的失败作用,其实有些夸大。

首先,从大历史的角度,靖康是中国胡汉文明在融合冲突过程的必然,几乎可以视为南北融合的代价。南宋偏安并非毫无好处,这也使得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按照雷海宗先生的区分,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。“第一周,由最初至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,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,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。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。第二周,由公元三八三年至今日,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,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。”

自然,靖康之变带来的耻感,远远超过永嘉之变以及安史之乱。金人被宋人描述如野兽一般,其实宋代宗室作为降虏得到的待遇,自然不好。但是,并不比前人更差,典型如不得不青衣侍酒的晋怀帝。最令中原文人难以接受的屈辱受降仪式,并非金人原创。伊佩霞引用罗文的说法,这乃是金国朝廷中的汉人专家,按照中国古籍拼凑出的受降仪式。春秋时代,确实已经有诸如郑伯肉袒牵羊投降楚庄王的典故。

如果抛开汉人思维,反思这段历史,我们会看到另一面叙事。金国和辽国疆域广大,在海外得到认同不低于南宋,金朝的儒化程度也并不低,对战争和谈判操纵手腕也很高,或许,正是金人的文明而不是野蛮,刺痛了宋人乃至于后代汉人隐秘耻感。

其次,前面说过,宋代的失败,首先是军事的失败,具体体现在兵制。宋代汲取唐代藩镇经验,通过文官压抑武将,使得军人地位与战斗力一路下滑,这其实也是汉代之后兵制的窠臼,要么依靠番兵要么就是没有真正可战之兵。钱穆指出,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,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从宋代开始。这种情况,与社会结构关系也很大,一大推动力就下面要说的科举制度。

科举制度的两面性

最后,宋代给人印象是文人主政,探究下去,这其实是科举新贵崛起的时代。

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,这其实也是宋代在遭遇进攻时,难以将庞大经济力量转化为致命武力的原因。南北朝时代,传承儒家正统的,主要不在晋朝,反而是北方的大家族。唐宋之后,南渡衣冠渐成绝响,在新的平民社会中,门阀士族等中间组织被打散。科举制造就了新一代文人,看起来是一个美好时代,方便了皇帝与官僚科层的结合,却并不有利于军事机器的效力。宋朝风雅之下的集权倾向与阶层变异,看起来怪异,其实放在科举背景下,很容易理解。

底层白丁文人兴起,其实几代人就可以改变社会形态。平等看起来是好的,但是可能带来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,尤其对阶层的冲击。当贵族不在了,只有皇帝的亲族作为藩屏,当门阀不在了,只有士大夫阶层。到了明清,更是只有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。阶层越弱,皇权越集中,国家的官僚化越明显,社会的散沙化也是,这其实是所谓陋宋的根源所在。毫不奇怪,丞相权力也是从宋代大为削弱,为日后君主专制埋下制度伏笔。

类似的情况不仅仅是华夏特色。日本有经济学家论证日本战后的时候就说,明治维新时代的人是有精英主义的倾向。指挥战后增长期这代人,基本是战前受教育的,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战后平民教育一代走上舞台的时候,却表现出领导力无能。战前日本人一两代中,尚且分为不同群体,古代中国社会更复如是。

我以前对宋朝有好感,自认算是半个宋粉——这倒不是因为宋代优待文人,主要是宋代的经济成就。但是,过分吹捧和过分降低都不是历史的真相。宋代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时刻,甚至算是第一个海上帝国。然而通过历史,我们也要学会更多理解宋朝的复杂性。

宋代的文化和经济辉煌的确耀眼,但是这种辉煌,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?是不是以消耗前人积累,恶化后人影响为代价?更重要的是,无论军事组织还是科举等制度,宋朝最开始的改革,也许最初并没有那么坏,但是在日后演化中却走向更糟糕的结果。这不是宋徽宗以及其同辈可以体会到的代价,却和他们难脱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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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邓东祥
    宋代文化 处于历史顶峰

    矛盾体
  • 邓东祥
    宋代文化 处于历史顶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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