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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帝的“帝王术”,究竟有多“厉害”?

明朝各路奇葩皇帝里,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朱厚熜,是个常被“历史票友”认为拥有强大“帝王术”的厉害角色。

明朝各路奇葩皇帝里,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朱厚熜,是个常被“历史票友”认为拥有强大“帝王术”的厉害角色。

这位十五岁以“外藩”身份入京即位的传奇皇帝,登基没多久就斗跑了老臣杨廷和,然后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里,他常年沉迷于炼丹修道,穿道袍烧青词的时间,远多于穿龙袍批奏章,甚至期间二十五年干脆窝在深宫里不上朝。可“放飞”到这地步,夏言严嵩徐阶等“阁老”,照样被他捏在手里,执政四十五年,始终牢牢掌控大权。如此“帝王术”,至今也收了不少膝盖,甚至还被写进各类“管理学教材”里,供多少历史票友膜拜学习。

但实事求是说,他这“帝王术”,也其实被夸大了。

首先一个事实是,在明朝做一个皇帝,尽责也好,奇葩也罢,“掌控大权”不是个难事。

明初的“封建君主专制”体制,经过明太祖明成祖等几代帝王的精心设计,早已是高度强化。以明末清初学者计六奇的感慨说,那真是“外戚不司权,宦官不与政,大臣无专制,藩镇无继世。”明朝三个世纪里,汉唐宋元“外戚专权”“太监专权”“丞相专权”等毛病,统统都“完美避开”。就算皇帝成天“玩到飞起”,只要稍微使个眼色,再气焰熏陶的“权阉”“权臣”,分分钟就是灰飞烟灭。

放在如此“君主专制”制度下,皇帝“掌控大权”,那也只是“帝王术”的“入门技能”。

而放在嘉靖帝朱厚熜身上,他的“帝王术”,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。自幼博览经史子集的他,论学问心机,都堪称明代皇帝里的牛人。驾驭那些老于世故的文官重臣,当然也是轻车熟路。张璁夏言严嵩徐阶等“阁老”,在他面前永远是战战兢兢,经常他稍微几个暗示,立刻就斗得死去活来。有时他不紧不慢写个便条,或给大臣吟句诗,立刻又把人吓得扑通跪倒。所谓朝堂重臣,在他面前常比家养的宠物还乖。

就连明代出名“敢骂”的言官们,在嘉靖帝狠辣的风格面前,也是纷纷败下阵来。嘉靖帝对言官,既不像成化帝万历帝那样厚脸皮“扛骂”,也不像堂兄正德帝那样“胡乱打”。相反却是精准发力,逮着“出头鸟”往死里打。

比如给事中刘最,怒批嘉靖帝修道“耗费帑金”,嘉靖帝听了也不恼:哦,你说朕“耗费帑金”,那你就替朕查查,朕到底“耗费”了多少钱。这锅一甩,刘最当然接不住,稀里糊涂查一通,自然查成了糊涂账。反而被嘉靖帝逮住由头办罪,吃着“哑巴亏”充军邵武。这都还算命好的,同样得罪了他的御史杨爵,更被他下大狱严刑拷打,既不审也不定罪,七年里治得死去活来……这几个“榜样”一树,嘉靖年间的言官们,也就变得无比消停。

以这“驭人手段”说,心机深沉的嘉靖帝,确实做到了“让所有人都服帖”,算是个成功的“领导”。但若论“帝王术”,更重要的考核标准,却是工作业绩。

要知道,作为一个帝王,嘉靖帝堪称赶上了“好时候”。他执政的四十五年,正是明王朝人才井喷的好时代。从他登基伊始的大儒王阳明,到唐顺之罗洪先谭纶高拱徐阶张居正,甚至还有军事家戚继光俞大猷医学家李时珍小说家吴承恩……明朝三百年里各行各业最拔尖的英才,几乎都在他在位时扎堆涌现。哪怕嘉靖帝能用好其中的几位,大明王朝的历史,都将很不一样。

但在这事儿上,嘉靖帝的“帝王术”,却偏偏缺少一个最基本的素质:作为领导者的担当。

嘉靖帝有多“没担当”,著名的“河套案”就是生动写照:本来内阁首辅夏言与三边总督曾铣经过缜密筹划,计划发起收复河套战役。一旦成功,就是“国家万年长久之计”。可起初热情高涨的嘉靖帝,没多久就反了悔,既怕战事久拖耽误自己的“修道生活”,更怕一旦战事不利要担责。原本筹谋周祥的战略,竟就这么轻易废除。矢志收复河套的夏言曾铣,事后更因犯了嘉靖帝的忌讳,竟遭蒙冤杀害。

如此朝令夕改加自毁长城的闹剧,没几年也叫嘉靖帝尝了苦果。依托河套羽翼丰满的鞑靼阿勒坦可汗,竟绕开北部城关,一口气杀到北京城下。而有了曾铣的前车之鉴,谁还肯为国担责作战?北京周边的十几万明军,竟干看着阿勒坦烧杀抢掠,“礼送”着满载而归的鞑靼军出境。是为明朝自“土木堡惨案”后,又一场丢人现眼的国耻闹剧:庚戌虏变。

而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里,嘉靖帝的“朝令夕改”加“甩锅”表现,更成了这场“大倭乱”的催化剂。当名将朱纨扫平双屿岛,打掉这个倭寇作乱的“毒瘤”时,嘉靖帝却只因朝堂上几句非议,就着急忙活“甩锅”,把为国浴血的朱纨办了罪,气得朱纨悲愤自杀。而当张经痛击倭寇,打出“王江泾大捷”时,深恨张经“不听指挥”的嘉靖帝,竟把打了胜仗的张经判了死罪。“嘉靖大倭乱”能荼毒东南二十年,其中不少嘉靖帝本人的“神助攻”。

以这个意义说,十六世纪困扰明王朝的“南倭北虏”问题,就是嘉靖帝一手造成的。

也正是因为这种“缺少担当”的风格,所以同样“没担当”的严嵩,才最对了他的脾气,顺风顺水做了二十年“阁老”,做尽了“奸臣”的丑事。而且“没担当”的嘉靖帝,偏偏还有权任性。他在位的四十五年,嘴里喊着“节俭”,却是从没断了享受。以《明史》的统计说,他在位时“营建最繁”,全花在自己“修道”以及宫殿住宅上,以至于“劳民耗财,视武宗过之”。论“败家”,荒唐皇帝朱厚照比起他,都自叹不如。

比“败家”更可怕的,是他在位时,明王朝吏治风气的全面腐化。号称“苛察大臣”的他,只在乎臣子的忠心,“吏治”却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的“宠臣”严嵩一家就带头腐败,而后严嵩虽然倒台,但腐败流毒依然到处扩散。以嘉靖晚期名臣赵贞吉的痛斥说“世变江河,愈趋愈下”。甚至“官无大小,皆有定价”。行贿受贿甚至买官卖官,乃至“政以贿成”,以前见不得光的事,在嘉靖晚期都成了“家常便饭”。

于是,待到1566年,这位至今以“帝王术”享尽崇拜的嘉靖帝撒手人寰时,他扔下的,是一个细思极恐的烂摊:朝堂上腐败成风,掐架不停,太仓的存银只够支用三个月,“边军百万,具无所需”。就连“小弟”朝鲜都犯嘀咕。朝鲜国王特意叮嘱其官员,担心这眼看揭不开锅的大明朝,恐怕“中原必多事。”

甚至未来的明朝改革家张居正,更在其文集里,一语道出嘉靖帝驾崩时,大明王朝的危急处境:“彼时景象,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?”

这才是嘉靖帝真实的“帝王术”,一个号称“精明”“驭人有方”的帝王,却以他的满腹心机,把一个人才荟萃的大明朝,“治”到了濒临亡国的地步。如此“帝王术”,以现代的话来概括,该是“有小聪明无大智慧”。

反而是他的儿子隆庆帝朱载垕,这位素来以“窝囊”形象示人的短命皇帝,在位仅仅六年,也不曾有多少“小聪明”,却凭着毫不犹豫的担当与放手的用人,迅速刷新吏治,以“隆庆大阅兵”的方式重建了强大的明朝军队,短短几年就扭转了嘉靖晚年数十年的积弊,为著名的“隆万中兴”奠定基础。如此业绩,也正如《明实录》里那句经典评语:引大体,不烦苛,无为自化,好静自正。

“小聪明”与“大智慧”哪个重要?看过这对爷俩截然相反的“帝王术”,相信自有多少思考在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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